從統治者角度,開疆拓土是偉業,護國守土是功績,這個常識中外古今執政者都明白,國共兩黨亦然。之所以有“反常”之舉,隻是都對蘇聯莫可奈何。

中國政府正式承認蒙古的分離獨立,是1945年8月14日國民政府與蘇聯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此條約雖名為“友好”,實則一點不友好—“約定”:蘇聯出兵擊敗日本後,讓蒙古經由全民公決來決定其是否獨立,而中國對獨立後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將予以承認;而交換條件是,蘇聯承諾“尊重中國在滿洲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幹涉新疆事務,不援助中共”,以及對日宣戰,幫助中國“驅逐日本人”。

臺灣在蒙古國問題上的尷尬,源於國民黨政權遷臺後,拒不承認1945年的《中蘇友好條約》;同時,指控蒙古獨立乃是1949年“共匪賣國”的結果,而李敖等海外文人則嚴密考證,指責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才是真正台中西區月子中心“割讓蒙古”的罪魁禍首。

幾乎所有蒙古政治、知識精英談到歷史時,都有四個基本共識:一、對獨立備感驕傲;二、對民主充滿自豪;三、對成吉思汗無限景仰;四、強調“平行外交”,即在所有大國間,尤其是中俄之間,均衡發展關系,不能再回到受大國支配控制的歷史。

由於對蒙古國民心態缺乏基本瞭解,中國大陸很多人誤以為,蒙古擺脫瞭蘇聯控制,眼看著昔日的“祖國”如此欣欣向榮,或許會有主動回歸之心,內地互聯網上長期流傳一篇《蒙古大呼拉爾討論回歸中國》的“新聞”,頗能代表部分中國人的這種一廂情願。

這種理論與現實的巨大沖突,在臺灣被爭議多年。直到2002年,才通過修訂《臺灣與大陸關系細則》,將蒙古從“大陸”的定義中剔除。

資料圖:1945年2月在烏克蘭雅台中高級月子中心爾塔召開的美蘇英三巨頭會議,劃分瞭三國的勢力格局,決定瞭戰後諸多國傢的命運。蘇聯與英美的交易中,即包括讓蒙古維持獨立狀態。

1949年初,毛澤東試探性對來訪的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談起內外蒙統一然後加入中國的問題,對方答道:我們不主張這樣的統一,因為這可能導致中國失去一大塊領土,如果真這樣的話,那將是內外蒙統一起來建立一個獨立國傢。米高揚的言下之意是,若誰想把外蒙要回來,可能連內蒙都得丟掉。斯大林以後又再次強調瞭這一原則。

相對大陸官方的理性務實,臺灣在外蒙古問題上就顯得缺乏基本的現實感。

此時,國共雙方尚未同室操戈,但敵對之勢已成。對於國民黨所簽之涉外條約,中共無一不抨擊,但唯獨對這個條約,不僅給予高度支持,且在國民黨對條約“執行不力”或“心有不服”時還大加撻伐。蓋兩黨都有苦衷,中共的處境還更為尷尬—當時,斯大林一方面在新疆扶植“東突”起事,一方面在東北侵犯中國主權,阻撓回收,同時強迫蒙古分離,甚至連條約中的很多承諾都沒兌現,引起全中國激憤。1946年春,以中國各高校大學生為首,發起瞭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蘇運動,重慶中共的《新華日報》和親中共的民盟《民主報》還遭到沖砸。

正式承認蒙古獨立的是非

郭在文中歌頌外蒙獨立,譴責“中國侵略者”壓迫和欺負蒙古人民,認為蒙古尋求解放和獨立天經地義,認為外蒙人民比中國人爭氣,更早清醒,認蘇聯當朋友,所以得到幫助,更早得解放,中國人民應台中坐月子中心價格表向外蒙人民告罪、致敬和學習,“有什麼理由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地後面,來對蘇聯‘憤慨’呢?”

臺灣“內政部”1999年最後一次出版的《中華民國全圖》(此後未再出《中華民國全圖》),因為蒙古國還在版圖之中,中國的輪廓是“秋海棠”而非“雄雞”;此外,國民政府1930年代制訂的《蒙古盟部旗組織法》,直到2006年才被臺灣官方廢止;而國民政府時期主管蒙區(含外蒙)和藏區事務的“蒙藏委員會”,竟一直延續至今(業務早已變遷)。

關於外蒙獨立一事,中共官方第一次旗幟鮮明地公開表態,是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報》的郭沫若文章,名為《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這是“中蘇同盟”四周年時,郭發表在北京新華廣播電臺的廣播詞。

而國民黨政府則認為蘇聯並未遵守條約協定且與北京建交,屬幹涉中國內政,宣佈條約款項無效。1952年,國際冷戰格局定型,國民黨政府向聯合國提出“控蘇案”。第二年經“立法院”同意,正式通過法律程序廢約,國民黨政府遂不再承認外蒙獨立,並一直阻撓蒙古進入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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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署後,當年10月20日,蒙古在蘇軍“保護監督”下舉行瞭全民公投,接近100%的票數贊成外蒙古獨立。1946年1月5日,國民政府發表瞭一個態度冷淡的簡短公告給予承認。

兩個版本的存在,令今天民間言及蒙古國獨立,便攪起“到底是國民黨之責還是中共之責”的無休爭議。那麼,蒙古獨立到底有怎樣的復雜經過?

近年來,在中國大陸網上熱炒的《蒙古大呼拉兒討論回歸中國》的假新聞,同樣傳到瞭蒙古國,並廣為人知。讓看到它的蒙古人極為憤怒……




1950年2月,中共黨史學者胡華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承認和保證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地位》的文章,痛斥“隻有國民黨反動派才痛恨蒙古人民共和國有獨立地位”,並批評這種“大漢族主義情緒”蠱惑瞭不少國人。

歷史上中國真的有機會收回蒙古嗎?

蒙古獨立,從頭到尾皆靠沙俄和蘇聯庇護,斯大林則是最重要的操刀者。而中共事業成功絕對離不開蘇聯和斯大林的支持,面對被自己尊稱為黨和人民的“導師”、“慈父”、“大元帥”的斯大林,中共在蒙古問題上做此表態實非得已。

雖然國民黨定義自身是民族主義政黨,中共定義自己是國際主義政黨,並完全支持蘇聯的“民族自決理論”,但隨著中共向執政黨地位的靠近,也越來越顧及到本國的民族主義情緒。

2010年,是蒙古民主革命成功20周年紀念,2011年,則是蒙古首次宣告獨立100周年紀念。蒙古人對這兩個特殊年份的看法,蒙古通訊社社長巴桑蘇仁的總結極具代表性:“100年前,我們不再聽從北京的命令,20年前,我們不再看莫斯科的眼色,我們是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傢。”




1949年10月16日,剛誕生16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承認現實。

臺灣民間“深藍”人士的“大中華情結”就更為濃重,撰文渴望蒙古回歸者大有人在,大陸逐漸發酵的“外蒙古回歸”問題一定程度上是受此影響的結果。

盡管對於正式承認蒙古獨立,國共背後的情緒和動機有差異,但事實清晰:國民黨政府在先,中共政府在後;首個中蘇條約,國民黨被迫簽署,中共無奈贊同,各有各的苦衷。



本文來源:人民網台中產後護理中心

責任編輯:王曉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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